刘京希 计量时代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困境与出路
发布时间: 2022-07-12 19:25:46 来源:aoa电竞app安卓版 作者:aoa电竞app下载
  学术期刊之本质,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量化思维盛行的计量时代,却成为业界的持续性热门话题。体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性异化,成为绝对性、排他性甚至强制性评价标准,而被抬升至宰制性

  学术期刊之本质,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量化思维盛行的计量时代,却成为业界的持续性热门话题。体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性异化,成为绝对性、排他性甚至强制性评价标准,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形成事实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所有期刊,而无视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学科特性不同、风格迥异所造成的差异化发展生态。对于深陷外部评价困境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而言,走“小综合,专题化”的“中间态”办刊路径;以问题凝练学科,而非以学科切割问题;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获致集约与集群效应;以凸显特色、个性和品牌为前提的“归核化”经营,构建以主导性问题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也许是跳脱这一困境,固守和张扬期刊自我风格的主动性与主体性选择。

  对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从业者而言,怎样认识和看待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决定了我们将怎样塑造一本学术期刊。从对于事物的认知也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待学术期刊,它应当是有生命、有性格的鲜活的存在,更应当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应当有主格、有品格、有刊格,它应当有自身的学术追求,以物化的形态被塑造成为个性化的精神存在,以承载与践行其丰富和繁荣学术事业的使命。

  因此,就其存在的价值和使命而言,学术期刊所最不应当成为的,是从业者借以追求功利性外在目标的工具性客体——学术期刊这一事物自打出现以来,就未曾被赋予这样一项职能。当然,那种一两页一篇,一本期刊一期发表上百篇的所谓论文,肯定已经不能再被定义为学术期刊了。就此意义而言,从业者只有以上述眼界来看待、认知进而经营和建设一本学术期刊,才有可能使之成为富有其本原价值的物质呈现和精神质性;进而,从业者的存在意义和职业价值才可得以最深层次的认知与发掘。在这里,从业者的存在意义已经与期刊的学术价值融为一体。

  学术期刊之本质,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计量思维盛行的计量时代,却不期然成为问题。尤其是对于深具中国特色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及其从业者而言,在量化评价一统江湖的格局之下,其左支右绌、进退失据的窘态,更加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之下,对于计量时代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所面对的困境及其突围的路径予以探讨,显然仍有其必要。本文的立意,即在于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置于大数据尤其是计量时代的历史场景,考察其生存与发展的处境及困局,探寻其脱解之道,展望其未来的可能前景。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以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信息化社会。之于后发的中国大陆,则是在世纪之交,以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交混的方式,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就是这历时短短二十载的信息化时代,之于学术期刊界而言,则尤显漫长。其原因在于,就是在这短促的二十载之间,刊界便经历了从大数据时代到计量时代的两次蜕变!

  无疑,我们早已迈入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时代。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与飞跃,“大数据”成为这一时代的新特征,表征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如果说,信息社会的初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体,重点是创造和开发知识;那么,信息社会的近前阶段,则是在创造与开发知识的同时,转而进入数据应用与无限扩展的新场景。因此,有人把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称为“数字文明时代”,因为它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由互联网应用这种生产方式所促生的新的生产关系,定将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样的问题也必将影响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世界格局的改变,因此人类必须面对数字文明时代来临时的一切现实问题。

  这个新场景,在笔者看来,又可切分为“大数据时代”和以之为基础的“计量时代”。也许,有赖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和铺垫,由信息化时代而计量时代,看似成为历史的必然。前者的特质是以海量信息为资源形成客观性数据库,以为政府、社会与大众提供单纯的数据服务;后者则是以基于海量信息的筛选、计量与考核为特征,如此就形成了有赖于大数据的所谓量化客观评价特质。从对于事物予以评价与考核的角度来看,把当下时代称之为“计量时代”,恐怕再贴切不过了。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数据的几何级数的暴增与便捷的网络检索,而且是通过对数据的规范化分类处理,进而以之为依据,进行数据计量和评价。如此,我们所遭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看待和定义“计量时代”。

  要弄清“计量时代”之所指,首先需要明确“计量”之要义。按照“百度”提供的定义,所谓计量,即利用技术与法制手段实现单位统一和量值准确可靠的测量。任何测量都要有一个统一的体现计量单位的量作为标准,这样的量称作计量标准。而计量之要旨,仅仅有计量单位的量的标准是不够的;它更加须臾不可离的,是量值的传递和保证量值统一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规程和法律制度。失去规程和相应法度的规定与推行,计量标准便只具有形式意义。

  由此便知,所谓“计量时代”,即是基于海量数据信息,以信息技术为工具,以数据计量做为对任何事物进行衡量、评价与考核之标准的时代。比如广泛存在于经济领域的GDP考核,行政领域的“一票否决制”,高教领域的年度综合排名,科研领域的“来源期刊”发文量排序等等,不一而足,充斥于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这样一个以数据为标准、拿数据说话、唯计量是从的时代,难道还不可谓之“计量时代”?

  如果我们认可这样一种基于技术的文明形态,那它也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文明形态。原因很简单,它基于一种以量化评价为特质的同一性思维或一元化思维。这种思维在哲学上看无疑是有欠发达的思维形态,而以此种思维方式所呈现出的文明形态,能够称得上高级文明形态吗?

  计量时代,不过是这个时代的显性特征。其隐性质性,则在于无所不在的计量思维,和与之相表里的量化评价。

  所谓计量思维,概指凡涉及对于事物与人的行为的定评,均以计量或量化为衡量与取舍之首要标准的理念或思想。前述广泛存在于经济领域的GDP考核等等,无不是拿数据说话之计量思维的产物和作为,进而形成风靡一时之量化评价。

  而所谓量化评价,是指通过评价要素设定和数据分析的方式,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描述、解析,进而得出数量化结论的评价方式。即在评价一类事物或现象时,首先予以数字分类;然后进行同类要素之间的量化比较;最后完成加总排序,从而反映其高下优劣,以便起到评价的作用,达致量化评价的效果。各省GDP年度增长率的横向比较与排名,即是典型一例。GDP排名关涉地方政府及其首脑的政绩评价,事关地方政府首脑的前程与命运,因此,对于这些年所出现的日趋疯狂的“GDP崇拜”现象,自然便不难理解了。

  量化评价又被称作定量评价,从而与定性评价相对应。比起带有主观性和或然性的定性评价,由于量化评价具有模块化、公式化、计量化、定量化、形式化因而简便易行的独特优势,深受相关管理部门、统计部门和评价体系的青睐而风头正劲。但正是因此,它的弊端也同样显明,兹容后叙。

  计量思维与量化评价风潮的盛行,表现在与学术期刊界切近的科研领域,那便是教学科研单位之间、学者个人之间仅限于来源期刊之发文的量化比较、竞争与考评。这一风潮,发端于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化之后的本世纪之初。自此以后,如何挖空心思地进入来源期刊方阵,或者不被这条“客船”无情地抛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淹没,成为所有学术期刊办刊人的心结。其偏执之至,以致于原本代表着学者学术积累之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的写作与出版,因为在考评过程中并不被作为首要考核要素计入量化“工分”,而遭致普遍性冷落。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2011年曾经不无忧虑地讲过一个有关学术人才评价的故事,并且委婉地指出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的问题之所在: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一次评职称,有个同事叫嚷:“我有一百万字。”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论字数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照这么说牛顿根本不用评了。而且万有引力定律搞了十七年,按照我们的规定他十七年都评不上。爱因斯坦的晚年要搞统一场论,结果没有成功,但没成功他仍是第一流的学者,放在我们现在的体制里就行不通。我们这些年改革开放,等于转到一个新的轨道上来,可是还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新办法。

  在国际学术期刊领域的量化评价,以SCI、SSCI指标最为人所重。而仅就本文所及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领域来看,国内量化思维及其评价体系在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的萌芽与尝试,大约始于上个世纪末,至今也就是二十余年时间,已然落地生根,一统江湖。蓦然回首,似乎就在一瞬间。而经过这短短二十余年近乎惨烈的竞争与搏杀,逐步形成了以A刊、B刊、C刊为代表的三足鼎立的量化评价体系格局。就目前态势和可见前景而言,三者之中,C刊尤其占据并锚定更为强势的有利地位。而今,诸般科研单位及其主管、主办部门,在各类各层科研成果考评之中,无不以C刊为标尺,去衡量所发成果的多寡和优劣。虽然,各学术主办单位另有根据自身情况所制订的、用于内部掌握的期刊分级目录,但大致不出C刊范围。

  这样的评价体系设计,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以刊评文”的奇特现象。换句话说,只要是发表在来源刊的文章,因其“出身高贵”,便是好文章。这种“文以刊贵”、“人以文贵”之“唯出身论”、“唯成分论”的不合理评价取向,早已为国际学界所诟病。本庶佑曾深有感触地说,有一种倾向,认为文章发表在有名的刊物上就是一流的工作。但是,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论,因此不受人待见,评审员会给你提很多负面的意见,你的文章也上不了顶级刊物。迎合时代风向的文章比较容易被接受,否则的话,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获得认可。我认为《自然》、《科学》这些杂志上的观点有九成是不正确的,论文发表十年之后,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只剩下一成。但在同行评议制度尚不成熟的国内学界,“以刊评文”便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从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它的“初心”并非在评价,而是在数据服务。包括SSCI,其创设的初衷,便是为作者更加合理与准确地选择期刊以投稿,提供一个数据性参考。也许,正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这些平台从数据库转型为评价体系提供了外部环境条件。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从数据库的服务职能转型为评价体系之考评职能,内中所隐含的主观性权力追求与获取冲动,乃是完成此一转型的更为根本的因素。

  换言之,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初时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便利于文献检索的引文数据库(包括SCI,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以及科研评价的依据)。一方面,它为图书馆、阅览室和读者订阅期刊,为作者投稿提供了一个关涉期刊质量与发稿趣尚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它让办刊人直观地了解到以影响因子为表征的客观数据指标,由此从一个侧面清晰地研判一本期刊在业界所处的位置与状况、优长和不足,以便办刊人作出针对性的应对举措,这是数字时代所带来的数据便利。也因此,客观地说,评价体系的出现与存在,对于学术期刊质量的正向激励作用不容否认。虽然,评价体系各有不足,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问题的要害,更在于量化评价指标与由此所生成的来源期刊目录的行政化滥用,使得评价体系失去了其本来的民间评价的性质,变形为带有某种权力属性的官方评价,从而造成诸多意想不到的弊端与后果。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量化评价体系自身的先天性弊端。

  我们知道,量化评价体系一般以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年指标、被引半衰期等作为评价指标,对一本期刊是否入围来源期刊做出评定。其中,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作为主要指标,至为关键。

  这类指标体系的先天性不足或弊端,一是“唯量化是从”,或以定量评价为主、定性评价为辅,形成事实上的“一刀切”式“量化剃刀”,以之格式化地裁切与打磨所有期刊。因此,在评价过程中,忽视了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学科属性不同、风格迥异所造成的差异化发展生态,消解掉期刊的个性风格与特色,尤其不利于人文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在此“剃刀”面前,诸多老牌人文学术期刊在究竟是保持既定传统风格,还是丢掉自身传统转而谋求适应评价体系的裁切之间踌躇徬徨。难怪有同业主张,评价体系应恢复其数据库之本来面目和相应的服务职能,而把评价权交还给业界同行。

  二是扭曲“学术的使命在于将新知识用于社会普遍教育和公共事务”的本质。学术期刊繁荣学术事业这一根本目的,在业界原本毫无认知障碍,而今则成为日渐模糊因而需要重新思量的大问题。为繁荣学术还是为保住或进入来源期刊而办刊,令身处其中的每个期刊人不得不时时处于焦虑与踌躇的茫然状态。是遵循学术期刊自然成长与演化规律,在差异化竞争之中进行特色化办刊,为繁荣学术事业服务;还是舍弃这些本质性追求,转而投其所好,按照评价体系的格式化指标要求,去“做大做强”自己的数据?

  三是形式评价压倒内容评价,外部价值偏好评价压制内部价值偏好评价。在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下,如果一个编辑部不胜量化考评压力,那么它在选取稿件的时候,首要的衡量和选择标准,恐怕不是同行评议所看重的,以观点、材料、方法为表征的学术成果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也不是看该学术成果对于学术研究是否有所推进,概而言之,即文章的学术性;而是看文章选题是否切合当前的社会热点,观点是否足够耸人听闻,刊用之后是否会有足够高的引文率等等,这些学术之外的、过眼烟云般的要素。如业者所谓:“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生产受到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引用率等指标对办刊理念和选稿方向等有误导作用。”

  或曰,难道就不能将繁荣学术与高影响因子追求相统一,使之相得益彰吗?窃以为,抛开专业性期刊不谈,至少就人文类综合性期刊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兼及和完成的任务。这是因为,在人文类综合性学术期刊这一阵营,恰恰存在一个悖论——对于那些以人文见长的期刊而言,坚持既定风格,固守人文学统,必得牺牲影响因子;而追逐影响因子,就得抛却人文积淀与传统,牺牲既定风格,转战应用学科阵地,如此,“我”将“非我”。

  继而,再来看看民间量化评价体系被行政化、披上权力的光鲜外衣、被定格为宰制性评价标准之后,对于学术期刊办刊目的的进一步异化。

  当数据库在量化评价方面所天生具有的“量化剃刀”式的简便性与易操作性特征,恰好吻合于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僚化、形式化评价偏好之时;因而当计量思维与量化评价由民间评价转型为官方评价系统,甚至成为唯一标准的时候,那么它由一般性数据库或评价体系到宰制式评价体系的蜕变,便成为必然。当然这也是诸多数据库乐此不疲的追求。

  笔者以为,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在于为学术研究提供服务与保障条件,而非介入学术评价过程。之所以介入其中,在行政管理部门看来,或者管理就是服务的应有之义;或者来自官方的评价才是最为权威的评价。当然,也或者按照保守主义的看法,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总是按捺不住试图去增进私人利益的冲动:“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

  正是体制性因素的介入,使得量化评价体系被异化为行政性或曰官僚化评价体系,成为绝对性、排他性甚至强制性评价标准,而被抬升至宰制性地位,以之定评学术单位、学者或学生个人。以之评判期刊的高下优劣,也便顺理成章。只是拿如此外在、简单甚至粗放的评价形式来定夺甚至决定一本期刊的命运之沉浮,不免令人唏嘘。

  以行政为主导的学刊评价体制,其实质乃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且又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因此对于它的评价,充满价值性判断,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其高下优劣。

  进一步,以行政为主导的学刊评价体制,导致“反智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在人文社科领域,表现为以国内“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和申请官方课题经费的等级/金额作为衡量“学术”的主要标准。民国那一代学者惜墨如金与厚积薄发的严谨学风已被“薄积厚发”的浮躁风气所取代;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长傅斯年对新任年轻教师“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要求,也早已被“不发表就出局”所取代。

  其结果是,不惟大学教师早已沦为“挣工分”的“计件工”,学术期刊也沦为烧制砖瓦的流水线式“砖瓦厂”,期刊从业者则沦为“砖瓦厂”流水线上的搬运工。而行政力量介入其中的计量评价,所形成的“量化剃刀”式“一刀切”负效应,对于期刊生态的异化,较之自发性民间量化评价,无疑是大巫小巫之异。

  一则,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的量化评价“两年影响因子”偏好,过于看重期刊的当下影响力,而不注重考察期刊的历史性学术贡献即学术史价值(量化评价体系所谓“半衰期”),导致刊界唯“影响因子”是从,一味趋新、媚时、阿世,追逐焦点、热点,造成对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无视甚至,这种片面性行为被詹姆斯威尔逊称之为“选择性关注”。如此,便在客观上弱化了期刊的纯然性学术追求和学术史价值的锚定,更是限制了期刊人对于长远办刊思路的谋划与布局,战略性思维大面积缺席。

  在中国,自学术期刊作为新生事物产生,直到量化评价体系出现之前,将近百年的历史时期,对于学术期刊的评价,基本上是由学界同行以及以之为主体的读者来进行和完成的。当然,刊界同行在此时也是以读者的身份参与期刊评价的。也就是说,是通过读者的口碑来形塑一本学术期刊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影响力。正因如此,也就不是一把尺子量天下。由读者来评价,在他的眼中,就只有所刊论文之质量的优劣、创见的有无,编者是否具备善于发现和引领学术思潮的眼界,以及期刊的特色是否鲜明、质量是否恒定,而不抱持任何功利目的。

  近期,因于量化评价的形式化弊端,回归以内容评价为主导的质性评价,成为一个国际性总体趋势。2015年4月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莱顿宣言”,便是向“质性评价为主,量化评价为辅”转折的重大信号。在2019年世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上,201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兰迪谢克曼呼吁:“作为学者,我们是依赖于学术界的同事对我们的评价,以此获得工资、资金和晋升的机会。我希望思考学术人员在评价学术文章中的作用,而不是用扭曲的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通常高引用率的文章,并不一定质量很好,有时候一篇有错误或者争议的文章,也很引人注意。所以,这些所谓的Luxury杂志的编辑们知道这一点,在选题上尽量选取更加‘性感’或具有挑战性的主题。这实际上是在制造论文泡沫,同时也给其他重要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就在眼下,2019年12月18日,国务院通过《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草案)》。尤其值得业界注意的是,条例规定,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将取消填报“SCI他引次数”的硬性规定,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当然,对于计量评价,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客观地看,受制于社会整体环境,在学术共同体建设难如人意、不能独立担负起评价职能的背景之下,计量评价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是,计量评价之先天弊端,并不应因此而为人们所刻意回避。笔者倒是觉得,量化评价指标体系之中的“半衰期”指数,也就是期刊刊文的生命力周期,是个并非急功近利的良好指标设计。半衰期越短,说明期刊的学术性越差;半衰期越长,则表征着期刊的学术性越强。它形象地说明着一本期刊的学术生命力的长短、学术史积淀和贡献的大小,也就是学术生命力周期的半径之幅度。令人遗憾的是,在量化评价体系之中,这也是一个其重要价值被普遍忽略的指标。

  二则,与战略性思维缺席相应,策略主义思维在刊界大行其道。所谓策略主义,是市场主体基于自己的功利性判断而作出的效用最大化市场选择。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作为一个“类市场”,自打进入计量时代,同行之间的高度竞争态势,用“惨烈”来形容,似也不算过分。为了实现对于影响因子的最大化追逐,进入或保住来源期刊,某些业者急功近利、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采用一切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技术、策略和手段,而不论其公平、正当与否。表现为或大幅度减少其刊文篇次,或组织“互引联盟”,或与作者建立有偿引用关系,不一而足,形成事实上的“虚假引用”和“虚假评价”,从而严重恶化了行业心理和生态环境。

  三则,行政性量化评价体系不分学科属性,以影响因子“一把尺子量天下”,导致综合性期刊一窝蜂扑向应用学科,争相抢占影响因子高地,以至于零被引论文被戏称为“僵尸论文”。此一趣好进一步传导至学界,影响所及,冷僻小众学科乃至独门绝学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见刊,传统学科遭致严重削弱。这一现象类似于行为经济学所谓“偏好替代”。行为经济学认为,行为主体在跨期选择时“存在系统的‘短视’认知偏差,形成短期贴现率高、长期贴现率低的不规则的时间偏好结构特征。具体来说,行为主体会更看重短期的成本收益比,而对长期后果则考虑较少”。“目标可以转译为一系列代表相应结果的价值优先权或实用功能。如果没有清晰的优先次序,理性评估和选择就不可能发生。”“偏好替代”反映在绩效评估上,就是迫于严峻的定量排序压力,业者极端关注与追逐影响因子指标,甚至出现“影响因子崇拜”症候群。诸多综合性学术期刊甚至不惜变更办刊宗旨与方向,置期刊的既有学科与专业特色于不顾,“计不旋踵”地向高被引学科变移。行政性“量化剃刀”的“一刀切”效应,消灭事物自然演化规律与差异化发展格局,尤其不利于人文学术期刊的生存。据统计,目前社科领域发文量已膨胀至人文领域的15~50倍。此种反生态做法,使得有些名刊为几代人层累而成的独有期刊风格这一无形资产,一夕之间坍塌而荡然无存。

  近期,政策层严厉批评教学科研领域广泛存在的严重的“四唯”、“五唯”现象,但效果不彰。原因在于,虽然说是看准了问题把准了脉,但所开出的“自下而上”治理路径或者让基层组织检讨式“自反”的药方,显然并不对症。不论“四唯”还是“五唯”,都只不过是所存在问题之症结的映像,而不是问题赖以生发的根源。也因此,仅止于声讨“四唯”、“五唯”之现象,或止于基层“神经末梢式”检讨,而不是寻根问底,探寻与挖掘其赖以生根的体制、机制根源,不过是隔靴搔痒,即使一时间反掉“四唯”、“五唯”,风头一过,还是会生出“七唯”、“八唯”。对于量化评价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检讨同样如此,关键是要找准症候的病灶,进而予以根除。

  上述行政化“量化剃刀”式外部评价所产生的负效应,不免让人联想到现代城市绿化、美化过程中所流行的千篇一律的“草坪文化”。此种城市绿化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建构性文化与秩序”,主要是以人工草坪取代做为“自发秩序”的丛生的杂草,以追求一统、整洁之视觉效果。其优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整齐划一,美观大方,且便于修剪打理。但其缺点也同样显明,那就是人工草坪的种植原则,是以同质性排斥多样性,把异质性元素视作“坏”的成分予以清除,从而改变和否弃多彩元素相竞互补、互惠共生的良好生态系统,往往使得人工草坪因不适应所生存之环境,而变得孱弱不堪,既旱不得,又涝不得,还易招虫患,不得不经常进行一体性更新,因而养护成本极其高昂。与之相反,各色原生杂草因环境而生,多元互补、互惠共生而自成生态系统,历经生存考验而与环境融为一体,既抗旱又耐涝,抵御病虫害的自我修复能力尤强,因而总是生机勃勃。这是与盲目干预自然生态规律的“草坪文化”正相对应的顺乎自然生态规律的“杂色文化”。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是走“草坪文化”之路,还是走“杂色文化”之路,似乎仍然是个问题。

  基于行政性量化评价所存在的致命缺陷,笔者认为,尊重学术期刊发展生态规律乃至学术进步生态规律的评价体系,起码应当具备这样的特点:内容评价而不是形式评价;非功利性评价而不是功利性评价;非建构性评价(扩大评价主体基数,实行较大范围的自发性、非建构性读者民主评价)而不是建构性评价;中长时段评价(看重学术史积淀与贡献)而非短时段评价(以致盲目追逐热点、谀世媚时)。其中,最为紧要的一环是:评价方式宜采行同行多元定性评价(“代表作制”及“抽查制”并行)与量化评价相结合、专家(精英)评价与读者(民主)评价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换言之,超越浅表性、“一刀切”的行政化量化评价,“唯一的希望在学术共同体本身,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起一套民主的讨论与协商机制,通过竞争性的评审、对学术的专业讨论、多种价值与利益的博弈、协商与投票,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标准和程序性规范”。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多维多元复合式评价,取代一维单元简单化评价,目的在于回归学刊的本来面目和本真使命,保护、保守、光大期刊得之不易的自身既有传统与风格,最终服务于学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如此,方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兼而得之的评价正义。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有的评价体系也在注意听取来自学界与刊界的声音,不断地对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进行调整,力图使所得评价结果更加趋近于业界和学界的大致判断。目前,A刊以吸引力、管理力、影响力作为一级评价指标;B刊以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C刊遵循定量(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与定性(学科专家)评价相结合的原则,量化评价体系以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期刊影响广度、地域分布、半衰期等定量指标构成。其中,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构成核心数据。而在三大评价体系之中,又以C刊指标体系的相应调整和改进最为明显。据笔者所掌握的零散信息,C刊近期调整动向大致如下:(1)增加C100来源刊。估计相当于C刊权威。(2)对综合刊进行人文与社科分类评价。假设,综合刊期发文量占比70%以上,属人文类;反之,属社科类。这是业界施压的结果,无疑是值得称许的动向。(3)“以刊评文”与“以文评刊”相结合。即以“代表作制”和“论文抽检”变量,部分消解量化评价的弊端。(4)来源刊大幅缩减刊文量的投机行为,被其纳入监控范围。(5)压缩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综合性期刊的来源刊数量指标,以引导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专业化转型。(6)引导期刊注重引注形式规范,设定来源期刊引文差错率门槛指标。(7)增设十年期“中段评价”类目,延展评价工作的纵深度。

  在笔者看来,各评价体系的这些新举措与新动向,大多属择善而从,值得业界肯定。但诸般新举措,尚不足以改变其计量评价的基本属性。更为根本性的变革,还需拭目以待,那就是在体制层面,诸评价体系回归其原初的数据服务职能;与此同时,行政权力与评价体系脱钩,从“裁判员”退回至“服务者”角色。唯其如此,学术期刊为行政性量化评价所宰制而变异的困局,方可被根本性破解。

  在全球范围,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665年,是由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交流,而不是发表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期刊界,编辑出版专业刊与专题刊是其一贯的办刊传统。与之不同,受苏联式一统学术体制的影响,中国高校学报以及社科院系统的院办学术期刊,多采用学科综合的办刊模式。这正是“计量时代”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陷于办刊困境的学术体制根源。

  学术期刊的根本职能是为学术群体提供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以营建和凝聚学术共同体。但是,随着外部评价体系的行政性、宰制性介入,学刊的性质和职能因为生存问题而发生显著变异,与其提供自由交流的开放空间、营建和凝聚学术共同体的本质使命日益游离。行政性量化评价所引致的期刊等级制、圈子化的转向,使得这一学术公器日渐异化为获取文凭、谋职、晋升、跳槽等等的“敲门砖”。如此境况,使得诸多学术期刊不得不在学术公器与功利私器之间徬徨和徘徊。尤其是对于那些个不乏纯粹学术追求的办刊人来说,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在无奈之中徒劳地挣扎。

  面对如此窘境,刊界尤其是综合刊当何以自处?以怎样的面貌而存在?且当以C刊为代表的以计量为主体的评价体系,拟议即将缩减综合性期刊的来源刊指标时,综合刊在评价体系的总体评价中,将处于更形不利的境况。确定无疑的是,这将引发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界别的新一轮恐慌性躁动。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严峻问题,便是身处无以逃避的计量时代,面对以行政性量化评价为特征的外部评价,人文社科综合刊究竟应当如何应对?在笔者看来,人文社科综合刊的应对之策,可用十二个字予以概括:“形塑风格,坚守自我,顺势而为。”你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曾经可以被平视的民间评价,而是一锤定音的、自上而下的官方评价,你无由也无力抵抗!但顺应不等于随波逐流,而是宜进行主体性因应,顽强地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只有奋力突显自我,才不至于沉寂甚至沉沦。

  关于综合性学术期刊的未来出路,近来业界不乏讨论甚至争论。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综合刊这一类型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学术月刊》前任总编王亚夫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认识到的:“综合性刊物还是有它的作用,有它存在的必要。综合性,正是它的特点。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个专业理论工作者不能只读与自己有关的专业文章。搞哲学的要了解经济学中所提出的问题,搞经济学的要了解哲学。各门学科都有相互了解的必要。有些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如‘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问题;生产目的问题等等。综合性刊物应该多抓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少搞过专过僻的东西。作为一个专业理论工作者,如果能够通过一本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状况,对他的研究工作是有好处的。”

  只是具体到综合刊的定位,多年来相沿成习的无机大拼盘式的传统办刊模式,无疑已是死路一条,再也不能陈陈相因了。但是,在综合性学术期刊寻找新的突破之际,也要力避走向一窝蜂专业化的另一个极端。面对专业刊与专题刊的两面夹击,综合性学术期刊一窝蜂地挤向专业化、专题化办刊路径,也不太现实;另辟蹊径,走“小综合,专题化”、介于专综之间的“中间态”办刊路径,比较符合既有实际。如此,也就使得传统人文社科期刊兼具综合刊、专业刊及专题刊的各自特长,反而化劣为优了。

  在学科细分与交叉齐头并进的今天,辅以科学技术的助推——比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突飞猛进,使得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大趋向。不同于专业性期刊,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优势,正在于学科交叉与融合。由此说来,综合刊也并非像有的业者所批评的那般不堪。但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综合刊上的体现,不应是栏目间无内在有机联系的大拼盘无机组合,而应当是实现相近或相宜学科之间的实质性融合。换个说法,就是把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学科,通过创新性栏目设计,实现有机融合,以取代目下综合刊普遍存在的、以一二级学科命名的无机机械式栏目组合方式。此种融合最重要的实现形式,无疑就是专题化——只是,这个专题是不同学科互相激荡所生成的、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者用不同学科的方式方法,研究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或者以不同学科角度和观点,观照和论说同一个话题;或者以跨学科的方法和观点,去检视一个普遍性、整体性问题。

  《读书》2017年第5期发表过一篇相关的文章,题目为《如何把握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围绕“新人文精神”而展开的一个对话。其中丁耘的一个看法,引起笔者的兴趣和思考。他认为,当下人文学科存在总体性危机,而总体性危机一定需要有各自学科的协同研究。“由于目前的学科壁垒,在进入各自学科之前,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前学科的描述。对现实的把握是最容易产生对话的地方。较一致的前学科描述或可弥补各学科间的差异。”

  此文所给予笔者的启发,是按照这一“前学科描述”思路,可以恰如其分地发现“小综合”性人文学术期刊不同于专业性期刊的独特定位,进而形成与专业刊之间清晰的区分度。依此思路,各人文综合刊的学术生长点甚至其风格定位,恰恰在于“基于学科差异的前学科对话”。原因很简单,这个位置是最容易产生话题和对话的地方。一旦找准这一定位,并使之与期刊自身的历史积淀、传统优势、学科或专题侧重完美地结合与统一起来,一本特色鲜明的“小综合”期刊,就栩栩如生了。这样的概括,与《文史哲》前主编陈炎先生“学贯文史哲,理通儒释道”的办刊理念,和现任主编王学典先生所谓“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的“小综合通科”办刊思维,极相近似。

  由“小综合,专题化”的 “中间态”办刊原则所决定,必然会提出“以问题为中心”的栏目设计理念。这一先决理念,把“问题”看得比“学科”更重要,更带根本性。通过超学科问题的凝练,实现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形成融合性学术生态。其具体路径可简括为:提出为不同学科共同关注、但仅靠学科知识结构又难以解决的跨学科或超学科问题——展开学科内或跨学科研究——得出跨学科或超学科研究的结论。

  如果说,我们把不同学科的专门化研究视作一股股各各相异的“潮流”,那么,对于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而言,它的优长正在于汇集不同学科,进而去关注被各专业学科所忽视的潮与潮之间的交汇地带,即“潮间带”。换言之,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及其实践,必须注意处理好具体学科与超学科之间的关系,既不能陷于具体学科、纠缠于琐细问题而不能自拔——这等同于以自己的“特短”去抢夺专业刊的饭碗;也不能脱离具体学科,盲目求全、求大、求博而变得空疏无根,甚至失去特色——这正是我们试图所要疗治的、综合刊的共通性病症。适宜的操作策略,应当是沿着“前学科——学科——后学科”的路径,筹划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特色化出路,如此,才可找寻到综合刊的恰切定位。

  具体而言,无论是选题还是栏目的组织策划,都应从超越具体学科的“前学科”层面,即中观与宏观视域切入与考量;进入具体稿件的组织环节,则宜从具体学科入手,微中知著,小中见大,寻求之于学术问题的专业化解决方案与答案;而最终的目的或目标,则又是从具体学科中游离出来,进入“后学科”的宽广视界,寻求超学科的共通性、普遍性价值和意义。这一过程,也可以用“抽象——具体——抽象”三部曲予以表达。当然,如何能够发现和提出超越学科壁垒的“问题”或“话题”,也正是目前综合性学术期刊及其编者的普遍性困惑所在,考验着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编者的学术视野与眼力,也直观地反映着其与学界的互动与交流程度。

  与上述内容高度相关,自觉综合刊最为理想的办刊方式,是进行可持续的专题性选题策划和组织,形成内容和论域的适度集中,以及栏目的集群效应,以求实现某一个点位的突破;进而通过这一亮点,吸引读者注目,形成眼球效应,带动期刊的整体性发展。一个公理性的办刊原则就是:影响力取决于集中度。抓住集中度做文章,无疑就抓住了办好学术期刊的牛鼻子。

  集群效应,是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同种生物聚集在一起生存所产生的良好生态效应。借用于期刊发展,所谓集群效应,就是期刊内容集中度的外部化或社会化;或指期刊选题策划以及相应讨论的较高的集中度和内在关联性。只有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才能形成集群效应,进一步凝练特色,也才能为相关学人所注目。比如《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以及《文史哲》英文版,总体上看,是综合刊或“小综合”,但每期只是集中讨论一个话题。所以,具体到每一期,则又带有专题刊的性质。这样就既保持了综合刊的宏观性、融合性的优势,又回避了综合刊在专业性方面的不足。这一办刊思路,可以概括为“问题导向,专综结合”的尝试。当然,这样做也有不足之处——虽然部分回避了综合刊的劣势,但话题的游移性,使得她难以长效地、持续性地锁定专业读者,也即难以培养相对固定的、忠诚的读者群。当然,数字化时代读者的“检索式阅读”方式和习惯,已然淡化了这个曾经引发同业广泛焦虑的问题。

  若说是更进一步,则宜在可持续的专题性选题策划和组织的基础上,增强专题的讨论性和回应性。即是说,围绕一个专题或话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甚至是不同学科予以切入,展开深入讨论,以达到在理论和方法上互相切磋、互为启发之功效。如果能够做到使话题的讨论更加具有现场感、热烈感和及时回应性,那就难能可贵了。当然,这便对编辑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即必须能够就专业性学术问题与专家学者展开对话,甚至引导专家提炼与凝聚拟议讨论的话题。

  在综合性学术期刊限于体制的束缚,一时无法转型为专业刊的状况下,一个次优选择,就是基于期刊与主办单位的自身传统和学科优势,或者是基于所在地域的独特文化资源,进行差异化选择,实施特色化建设,提高期刊内容的集中度,达致集约与集群效应,形成“一刊一特栏,一刊一特色”的良好局面。如此,即会形成良性的差异化竞争和错位化发展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变为学界所诟病的、由无机化机械组合所形成的“千刊一面”、了无生气的沉闷局面。

  4、进行以凸显特色、个性和品牌为前提的“归核化”经营,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

  与前述理念相关联,在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办刊理念上,它主张进行以主打栏目为核心的“归核化”经营,即构建以主打栏目为轴心的同心多元体系,从而完成期刊自身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定位。由于同心(有机)多元化以主打栏目为轴心,因此,它比“无机多元化”——毫无特色与个性的一二级学科命名之栏目拼盘——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它主张期刊依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分工,各自培育不同于他刊的特色优势栏目,进而形成个性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当然,这必然是一个经济学所谓通过法治化市场公平与正当竞争而自然演化的历史过程和应然结果。

  因此,学术性期刊尤其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如果说非要总结出一个办刊的秘诀,那就应当是:个性,个性,还是个性。个性、特色与品牌,无疑是超然于时代、超然于任何评价方式的办刊要件。而一本期刊的成长、发展与成熟,正是沿着特色——个性——品牌的路径一路走来的。对于综合刊而言,这无疑更为紧要。概言之,就是保守传统(自身历史积淀是什么以及如何保存与弘扬这一精神财富),凸显特色,型塑个性,打造品牌。

  那么,特色是什么?就是“人无我有”的个性风格,“与其第一,不如唯一”。比如领域的开拓、专题栏目的设置,坚持“不同于人”的个性化追求,强调占先性甚至独占性。所谓个性,就是“不可取代性”。没人能够无视或取代你的存在,便是你最根本的个性。个性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个性,期刊的“这一个”与“那一个”便没有了界限,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据,只能如歌曲《存在》中所唱的那般,“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期刊个性恰如“美眉”的脸,风格不同,美而各异,才楚楚动人。每张脸长得都毫无二致,“泯然众人矣”,便显得平淡了。那么品牌呢?学术期刊有其特殊的商品属性,它以发表精良的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争鸣、引领学术潮流来赢取读者。因此,作为学术期刊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来说,同样也需要强化品牌意识,注重期刊的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和特色定位,是期刊发展过程之至为重要的一步。编者只有担当起文化传承的责任,肩负起繁荣学术的使命,也才有可能以战略家的眼光去一以贯之地强化品牌意识,进行品牌建设,学术期刊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拥有众多的读者。学术期刊虽然不同于一般企业的产品,通过自由竞争去占有市场,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商品,它也要面对同类商品之间的激烈竞争。只是,它有其特殊商品的属性,即不以销量和盈利为追逐目标,而是以发表精良的学术成果赢取读者,获得赞誉。但凡在学术市场竞争中始终居于有利地位的学术期刊,无不高度重视品牌建设,也无不是响当当的业界品牌。

  品牌不仅仅是期刊的名称,在名称背后,它还传递着期刊的内涵、特色、风格等信息,以及办刊人的理念、品位和境界。期刊的内涵也就是内在质量,是支撑期刊品牌的最主要因素,某种意义上是唯一因素;主办单位等是第二位的因素。为什么这样说?事实已经证明,一流的主办单位不一定办得出一流的期刊;二三流的主办单位也不乏办出一流期刊的案例。所以,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术期刊界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只要走集约化内涵发展之路,凝练自我风格和气韵,辅之以超学科特色栏目策划和组织,以问题带动学科,假以时日,必定会创出富有学术甚至社会影响力的期刊品牌。

  当下时代,对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而言,从外部评价的角度看,无疑是一个计量时代。但无论如何,这确乎仍然是一个学术的时代。两相比较,后者是更为本质性和决定性的存在,它是跨越时空、超越时代的永恒性存在。也因此,决定了我们必然要立足于学术的主体性立场,来看待和评价计量时代林林总总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进而来研判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未来发展所应选择的路径。当业者普遍回归并致力于繁荣学术事业、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担当,而不是孜孜于揣摩外部评价体系的评价偏好以投其所好的时候;当期刊人秉持自我主体精神,凝练和型塑期刊风格、打造期刊独有个性、走品牌化发展之路的时候,便意味着我们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学术期刊的本质,回归了应然性学术生态,也便意味着期刊人方才无滞无碍,进入“办刊自由”之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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